本文是读饶文胜先生所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和郭建龙先生所著《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的随手记汇总。

2020-01-07,靖难之役和七国之乱的简略对比

读饶胜文先生的《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其中提到明初靖难之役:

“朱棣撇下山东,径直南下,实属铤而走险。这种战术只能在那时特殊形式下才有可能成功。”

饶先生的两个理由:

  1. “朱元璋杀功臣后,明廷已无堪与朱棣相匹敌的将才。”
  2. “靖难之役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纯属一家一姓内部之争,所以建文帝虽一再下诏勤王,但勤王者少,而归顺燕军者多。”

其中第2条让我想到了西汉七国之乱中的吴王刘濞。翻了下书,对比如下:

  1. 刘濞拒绝了部将“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的建议,而是全力进攻城高池深的河南商丘,迟迟攻不下来。
  2. 汉廷的军事部署:窦婴帅重兵守荥阳(古称“三秦咽喉”),周亚夫出武关屯山东金乡,坚壁不出且派偏师断了叛军粮道。

可见,两者虽有相似之处,如都是因削藩而起的一家一姓内部之争,藩王都是经历过统一战争的从龙老臣,所就藩国都资源富足,所帅叛军都剽悍勇武,皇帝都即位不久缺乏妥善的应对策略。但其余条件相差甚大,最终结局也迥然相异。

2020-01-08,残暴的秦统一

长平之战坑杀赵军40万,伊阙之战斩首韩魏24万,为何历代统一战争里,唯独秦的统一如此残暴?

读郭建龙先生的《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提到了秦统一的一个特点:

秦的策略是歼灭中原国家的有生力量,使他们无力反抗。这和当时还未进入统一帝国模式有关。

在进入统一帝国模式之前,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地域归属感,哪怕暂时被打败,也牢记自己是楚国人、赵国人,不是秦国人。

而进入统一帝国模式之后,人们自认为属于一个国家。杀人就变成了辅助手段,最重要的反而是人心。

题外话:初读史时极容易忽视这种模式/心理变化,于是在读一些史料时会似懂非懂。

比如,刘邦初定天下,欲都洛阳。经娄敬、张良劝阻后改都关中。其中张良的理由是“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

初读时可能会疑惑“都平定天下了,东西南北不都是你刘家的吗,干嘛还这么紧张兮兮的”。而忽略了在那个时间点,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统一帝国刚刚崩塌,即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反面教材。汉廷对于能否拢住这么大一片国土,能否维持住另一个统一帝国是没有十足把握的。

2020-01-11,战略价值

前些天对着中国地势图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重读了饶胜文先生的《布局天下》,受益匪浅。感觉对之前熟悉的事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比如秦惠王时期的伐韩灭蜀之争,争辩双方是张仪和司马错。

张仪主张伐韩,理由很充分:伐韩后,“以临二周之郊,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主张灭蜀的是司马错,他认为灭蜀后,“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

最后秦国执行的是司马错的提议,灭掉了蜀。民殷国富的蜀地对秦后来称霸天下助益甚多。

之前也就仅仅是知道这件事情而已。这次在郭建龙先生的《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一书中再读此事件和秦楚鄢郢之战,就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算起来我是个楚蛮),又忍不住叫绝。

先简略说说蜀地的战略价值。

蜀位于长江上游,顺江出夷陵,能对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势力施加巨大的压力。后世东南割据政权,如三国时东吴和南北朝时东晋,无不汲汲以全据长江为念。

再来说说秦楚鄢郢之战。

战国时秦楚相邻相争,秦国攻楚的传统进军路线是出武关下南阳。因此楚国的防御中心一直是这一路,对上游蜀地并没有特别在意,对秦国占领蜀地也毫无警觉。因为当时蜀还被认为是化外之地,且从未对中原各国有过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楚国哪里会想到几十年后会因此差点国灭。

公元前280年,已通过伊阙之战解决了侧翼问题的秦国着手解决最大的对手楚国,昭襄王令白起领兵从传统路线推进,令司马错从蜀地发两路大军分别越武陵山攻沅陵和顺长江攻西陵对楚国西面进行包抄。楚军应接不暇,最终被端了国都郢城(今湖北荆州),残余势力逃到陈(今河南淮阳)。

此役后,秦国占领了江汉盆地,将楚国远远地驱逐到了对秦不产生威胁的淮河流域,楚国的战略地位一落千丈。

这也是有记载的第一次沿长江攻击。

由衷赞叹,司马错的灭蜀提议远超当时人们的视野范围,占了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战略要地,还不引起中原各国的注意,真是神来之笔。

2020-01-12,李广难封

为什么卫青霍去病年纪轻轻就封候拜将,而同时期李广却难封?

读郭建龙先生的《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里面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种解读。

汉匈战争有几个特点:

  1. “双方的战争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都不把对方当做平等的人”。
  2. “皇帝按照人头进行封赏,所以,不仅保留了残酷的杀人习俗,就连非战斗人员也不幸成了杀戮对象”。
  3. “早期的游牧部落也很难区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

因此“当卫青、霍去病杀敌成千上万时,其中可能包含了大量非战的平民……匈奴部落逐水草而居,在广阔的草原上,总能碰到不少牧羊人”。(在武帝时期的对匈战争史料时经常能读到“得…畜数十百万”、“得…牛羊百万余“这样的记载)

而“汉代以李广为代表的老将军心中仍有着正规作战的念头,很少采取针对平民的行动,只和匈奴的军队打仗”。

2020-01-20,北进关中

同样是据有巴蜀汉中后进攻关中,为什么西汉高祖刘邦迅速拿下,而蜀汉诸葛武侯却屡屡受挫?

这个问题是前些天写司马错伐蜀一文时想到的。

历史大事件总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物。我主要关注的是地理因素。在阅读了郭建龙先生的《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一书并查阅一些资料后,试做如下解读:

秦汉时,关中与汉中的主要孔道有三条,自东到西分别是:子午谷、傥骆谷、褒斜谷。

但刘邦走的是第四条道:陈仓道,又称故道。之所以走陈仓道,原因有二:

一、相比前面提到的三条道,陈仓道更为冷僻,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二、走陈仓道可以借一条古汉水支流的航运之畅,军队行进、后勤补给都极为便利。

这就是刘邦能迅速平定三秦的地理条件。而到了武侯时代,地理条件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陈仓道已变成了周知的大道,不再适合奇袭。其次,曹操在撤离汉中时候有意做了破坏,陈仓道变得不再易于通行。

如果仅是如此,我想以武侯的才能,依然可以成功夺取关中。可奈何还有影响更大、人力难以克服的变化:汉高后二年,在武都道、羌道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史称武都大地震,导致古汉水上游与中下游的水路联系中断,北伐丧失了舟楫之便。

于是等到武侯北伐曹魏时,便只能被迫采用山道,行路艰难致使数次北伐都因粮草供给跟不上而失利。最后一次北伐,武侯兵出褒斜谷,采用屯田策略解决了补给难题,可惜天不假年,积劳成疾的武侯病逝五丈原,最后一次北伐也随之失败。

2020-01-24,西晋灭吴与前秦淝水之败

同样是据有北方和巴蜀后尝试消灭东南割据政权,为什么二十万西晋军成功灭吴,而百万前秦军却惨败淝水?

郭建龙先生在他的《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一书这么总结西晋成功要素:

第一、获得四川。(王濬因之得以治水军于蜀,并率师从长江上游循江长驱而下,支援其余各路南征大军攻克东吴沿江设立的军事重镇,最终兵抵建业,吴主面缚舆榇。有诗云“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第二、在淮河以南获得立足点,尽量将防线压在长江上,减少南方的纵深。(东吴、东晋这两个东南政权都定都于南京,往南不远就是江南丘陵东段,战略纵深极其有限。此外,长江一线有太多的渡口,难以防守,一处被突破,心腹就被暴露在敌军面前。因此历来便有“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

第三、各条战线协同作战。

反观前秦征东晋,在第二和第三点上做得远不如西晋。

先看看淮南立足点。

前秦在淝水之战前攻下了淮北重镇徐州,打开了进军淮河的通道。接着攻克了战略目标点淮阴和盱眙,获得了淮河上的立足点。眼看就要把东晋压退至长江边上,形式一片大好。可惜,没能挡住随后晋军的反扑,被赶回了淮河以北,让晋军得以把战略防御设在了淮河流域。

虽然防线只比东吴北移一两百公里,但这里河流密布,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前秦军确实也因此行进缓慢,让苻坚决定自率八千轻骑速战速决。

再来说说多路协同作战。

淝水之战前,苻坚刚刚统一不久,他的军队是由各个征服地域抽调的,缺乏协同能力。更致命的是,苻坚本人没有坐镇指挥,也没有设立统筹协同的司令官,而是自领一军亲征。结果,出发后各路大军就立刻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境地。

更有甚者,在淝水之战时,苻坚答应了晋军提出的请求:“若移阵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这本是极好的半渡而击的机会,可前秦军却因为缺乏必要的协同能力,部队阵型在整体后撤时彻底散掉,后撤变成了溃败,终至风声鹤唳仓皇北逃。

题外话: 至此,《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一书我已研读近半,在查阅辅助资料、编写读书笔记的过程中隐约觉得郭先生在某些点面上的分析不尽审慎,但总的来说,此书仍是一本不错的历史科普读物,值得读完。

2020-02-14,安史之乱中叛军的失误

这两天继续读《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讲的是安史之乱中前期叛军的两个重大失误。

其一是未能占据山西、失去了对华北屋脊的控制。

安禄山起兵时已经握有山西北部重镇大同。如果能顺势拿下中部的太原和南部的临汾,进而全据山西。那么,攻可进逼关中,守可护己军侧翼和老巢北京。安禄山也确实有这个战略意图,可惜被名将郭子仪粉碎了。

这个问题的影响在叛乱初期并不明显。因为叛军在河北西部太行山东侧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占了东都洛阳。中原震恐,未能形成抵抗力量。

但很快,李光弼和郭子仪先后率军从太原东出太行山,突破了安禄山设在井陉的防御,直接打击河北,威胁到了洛阳叛军和根据地北京的联系。这好比你垫脚去够出墙的红杏,墙那边却有个人时不时顺着墙上的孔洞捅一下你腰眼,还是拿大铁锥子捅。

这个问题在整个叛乱过程中都未能解决,叛军因此频遭打击,消耗甚巨。

其二是未能彻底切断唐政府军粮道。

唐代首都西安只是政治中心,所在的关中平原的粮食产量无法供应庞大的首都人口,必须依靠从江淮地区转运粮食来维持首都的消耗。

转运通道有一主一次两条。

主要通道是由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并非如今的京杭大运河)到洛阳,再从洛阳走陆路到陕州,再沿广通渠到西安。

次要通道是利用长江将物资转运到武汉,在武汉转入汉江,经过襄阳到达陕西汉中,再从汉中走陆路,翻越秦岭,到达西安。

如前文所说,叛军很快就攻占了洛阳,因此主要通道也就被切断了。这给了唐政府沉重的打击,只能靠次要通道勉强维持。

叛军自然也希望尽快切断次要通道,把唐政府困死在关中。可惜在进攻南襄通道时屡屡受挫,始终没能摧毁襄阳的运输线。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唐王朝最终扛住了这次打击,又摇摇欲坠地维持了一百余年。